源：中国共产党新闻>>党史频道，厡载《湖南日报》
当“驱张”胜利在望时，毛泽东带着“湘事善后”的问题奔赴上海。
毛泽东在上海的活动丰富多彩：送别会友、工读互助、写稿投稿、“设计”湖南、拜访名人……在上海一呆两个多月。毛泽东在半淞园送别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友时，说出了一个要害问题：“发动驱张运动时，我们就遭到了多次迫害，被迫离乡背井跑到上海、北京来了。”
不管他是什么原因滞留上海，也不管他在上海另有什么收获，比起他在这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，并承担了回湖南建党任务，其他一切并不重要了。
1、足印：上海，第3次沪上行
时隔一年多，与第一次来上海时，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更加丰富，需要做的事情也更加多了。
记得第一次来上海时，他就一个目标，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友。到达上海的日子是1919年3月14日、17日、31日，他、萧三和环球中国学生会会长朱少屏、华法教育会会计吴玉章，到杨树浦轮船码头为赴法者送别。
展开剩余85%第二次赴上海，是1919年12月中旬，他从武汉绕道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、向警予、蔡畅、蔡母葛健豪等送行，由于蔡和森等启程时间推迟，不能久待，即离上海去北京。
这是第三次来上海了。与前两次一样，起点也是北京。这次，他可体会到了“行路难”：他要到上海，却“只有到天津的车票”，他“不知道怎样可以走下去。不过，中国有句老话，‘天无绝人之路’”，一位同学借了十块钱给他，使他能买票到浦口。他后来回忆说：“不过当我到达浦口以后，又是一文不名了，而且车票也没有。没人有钱借给我，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。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！啊呀！怎么办呢？”“我的运气非常好。在车站外面，我碰到一个湖南的老友，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。到了上海后，我才知道已募有一大笔款子资助学生留法，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。”他还给同乡、老师黎锦熙写信诉苦说：“京别以来，25天才到上海。”
这次到上海，毛泽东的目的有三：
一是虽然张敬尧被驱出湖南只是时间问题，可他终究没有走，还得再烧一把火；
二是既然张敬尧被驱出湖南只是时间问题，那么这之后的湖南向何处去？他要与旅沪新民学会会员、湘籍名绅商量。后来，他们果然组织了湖南改造促进会，由彭璜任会长。
三是他要为将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陈赞周、萧子璋（三）等6人送行。
毛泽东这次在上海一住两个多月。
2、足印：半淞园，送别“新民”会友
半淞园，当年上海一处有名的私家园林。
有资料记载：半淞园位于黄浦江江边码头附近。园内有听潮楼、留月台、鉴影亭、迎帆阁、江上草堂、群芳圃、又一村、水风亭等，长廊曲折环水……这里贴近黄浦江，故将江水引入园中，以水为主景，并应唐代大诗人杜甫“焉得并州快剪刀，剪取吴淞半江水”的诗句，也就取园名“半淞”。
但数年后，园子西部被自来水公司购去，建成自来水厂。1937年“8·13”事变，半淞园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被夷为平地，以后也没有重建。如今，半淞园只是一个历史的记忆，当然附近还有一条半淞园路的马路。
而93年前，半淞园里有着一场与中国现代史紧密相连的聚会。1920年5月8日，毛泽东同彭璜、李思安等在这里为陈赞周、萧三等六位会友送行。
毛泽东等人入园后先是驾舟游湖，后又登山望远，淞江半水，绿草碧波，望之不尽，心旷神怡。正当大家玩得兴味盎然的时候，李思安女士呼唤道：“我们还是选取一个地方坐下来谈一谈吧！”
毛泽东他们选择了一个安置有石凳石桌的亭子，挤坐在石凳上。
在这里，他们谈了要加强会友联系，谈了要在会友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关系，谈了吸收新会员的条件，谈了……
现在中共一大会址内陈列着一幅照片，是1920年毛泽东送湖南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合影留念照片，这个地点就是半淞园。
3、足印：民厚里，做了一段洗衣工
毛泽东这次在上海，两个月就一直住在哈同路民厚里29号（今安义路63号）。这是一幢两层楼砖木结构的房子，大门为普通的排门，底层前半部是店堂，后半部右侧为灶间，左侧为小天井。店堂与灶间之间是楼梯。顺梯而上，前楼是宽敞明亮的正房，房外有一个小阳台，后楼为一小亭子间，上有晒台，有尖头木栅栏与邻居相隔。
据李思安回忆，毛泽东到上海以前，这个房子是她出面租赁的，用来作为湖南新民学会会员到上海活动时的住处。她还回忆说，毛泽东和随同来沪的15岁的张文亮住在前楼正房，房内有两张单人木板床，毛泽东的床铺横放在落地长窗下，床头有一张方形茶几，上面堆放着各种报刊。小阳台上放置一张藤睡椅，毛泽东常坐在上面看书。不久，她也搬了进来，住在灶间。楼下店堂不住人，供吃饭和会客、开会之用。靠近楼梯的地方，有一圆形柴炭风炉，炭篓放在楼梯底下。所有家具，都是东租西借凑合起来的。
他们的生活十分简朴和艰苦，每人每月才3元零用钱，常常吃蚕豆煮米饭和青菜豆腐汤。
生活难以为继，解决得靠自己——参加上海工读互助团。毛泽东参加的项目是为人洗衣服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，如此诉说自己工读生活困境：“因为接送（衣服）要搭电车，洗衣服所得的钱又转耗在车费上了。”
6月7日,毛泽东写信告诉北京的黎锦熙：“工读团殊无把握，决将发起者停止，另立自修学社，从事半工半读。”
4、足印：花园里，出版《天问》为驱张
霞飞路花园里277号，是《天问》周刊社。
在毛泽东到上海前，曾派遣彭璜等人在上海出版《天问》杂志，专门揭发张敬尧的罪行，开展驱张斗争。
尽管物质生活艰难，但没有挡住毛泽东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脚步。在沪期间，毛泽东常去《天问》周刊社，继续宣传“驱张”。他亲自为该刊撰写了《湖南人民自决会宣言》、《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》等文章。
在这些文章里，毛泽东“设计”着湖南的未来——成立湖南人民自决会，推进湖南人民自治。还提出了在驱逐张敬尧后改造湖南的方针策略——废督裁兵，实现民治；指明中国的出路，必须推倒帝国主义的走狗——南北军阀的统治。
在毛泽东等的努力下，湖南改造促进会拟定了《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》，提出废督、裁军、自治、教育、实业等六项的设想。毛泽东在3月12日致信黎锦熙，并附上《商榷》。他认为，《商榷》所说各条，虽然还不是如黎锦熙所说的“从‘根本解决’下手”，只是“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”，是“次货”，但就中国目前状况来说，实在是“上货”，如果这一着也不做，“觉得太不好意思”。
5、足印：环龙路，拜访先驱陈独秀
毛泽东在上海另一个经常活动的内容是拜访名人。他拜访过著名湘绅章士钊，还在章那里得到所筹二万银元助学款。如此，也就有了40多年后“还债”的故事。
他到环龙路44号医院里探望孙中山，向孙讨教，请孙支持、指导湖南人民的革命斗争。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孙中山。
当然，他拜访得最多的还是住在老渔阳里2号（今南昌路100弄2号）的陈独秀。当时，陈独秀已将全国闻名的进步刊物《新青年》杂志从北京迁到上海编辑，并又在此筹备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，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。
陈独秀关注湖南，器重毛泽东。1920年1月5日，他在《欢迎湖南人底精神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？‘若道中华国果亡，除非湖南人尽死’。无论杨度为人如何，却不能以人废言。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，却不是杨度说大话，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。”他从《湘江评论》、“驱张”运动和与毛泽东的交谈中，已经感触到湖南人的奋斗精神，已在毛泽东这样“可敬可爱的青年身上复活了”。他热情讴歌：“我们欢迎湖南人的精神，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，欢迎他们造的桥，比王船山、曾国藩、罗泽南、黄克强、蔡松坡所造的还要雄大精深得多。”正是有了这种思想基础，毛泽东与陈独秀的沟通和交流也就非常顺畅和融洽了。
6、足印：“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”
毛泽东和陈独秀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以及组织湖南联盟等重大问题。在陈的影响下，毛泽东的思想进一步转变。后来，他在与斯诺交谈时说：“到了1920年夏天，在理论上，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，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，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。”
据李思安回忆，在回湖南前，他们“告别时，陈独秀再次肯定：你们的计划如能实现，也是建党的最好准备”。毛泽东、彭璜激动地说：我们也想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，在你的指导下，再着手建立“共产党”，今后还有许多事要请你指导。陈独秀点点头，说：“多联系。”这就是说，湖南列入了陈独秀的组党计划。
毛泽东、彭璜、李思安还去拜访了“很提倡国际主义的”吴先生——中文名吴廷康——共产国际的代表魏金斯基。后来，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说：“列宁之以百万党员，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，扫荡反革命党，洗刷上中阶级，有主义（布尔失委克期姆），有时机（俄国战败），有预备，有真正可靠的党众，一呼而起，下令于流水之源，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，如斯响应，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”——对十月革命经验的总结，可算作会见魏金斯基成果之一。
1920年6月，张敬尧逃离湖南。毛泽东也于7月返回湖南长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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